Milton’s Areopagitica, 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过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刷发行。……我要痛切陈词，这法令的订立者是诸位不屑于承认的。其次要说明，不论哪类书籍，我们对阅读问题一般应持有的看法。同时也要说明，这法令虽然主张想要禁止诽谤和煽动性的书籍，但却达不到目的。最后，我还要说明这一法令非但使我们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无法发挥，因而使我们日趋驽钝；同时宗教和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发展，也会因此收到妨碍。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便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
杀人是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禁书则是破坏了人瞳孔里的上帝，扼杀了人的思想和理性本身
书籍并不是死的东西，它包藏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我们知道它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像诸神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到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
杀人如果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里的上帝圣像。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得已经失去的真理恢复，这使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有生命力的事务是不是进行了什么破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保存在书籍里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这样像是犯下了杀人罪，甚至杀死的是一个殉道士；如果涉及到整个出版界，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这场大屠杀中，杀死的不是凡尘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理智本身的生气。
审查法令的历史
雅典的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一种是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另一种是诽谤中伤的文字。普罗塔哥拉由于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坦白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神存在”，于是他的书被下令焚烧了，人也被驱逐出境了。还有律令规定不能指名诽谤任何人。后来西塞罗写道，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很快就禁绝了其他无神论铤而走险的思想和公开的诽谤。
但除开这两点，书中到底说些什么，长官从不过问。虽然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反对伊比鸠鲁的看法，但也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们。
如果我们看到坏书被禁的少，而好书被禁的多，那是一点也不稀奇的。
早期宗教会议和主教们只是宣传某些书不值得推荐或流传，读不读全凭各人的良心决定，一切直到公元800年以后才发生改变。罗马教皇尽情垄断政治权利，想象从前控制人们的判断一样，把自己的统治之手伸出来遮住人们的眼睛。凡属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禁止阅读，并且付之一炬。从那时以后，罗马帝国除了暴政以外就很少有其他的东西了。
到了特令托宗教会议与西班牙宗教法庭举行时，产生了禁书数目和删节索引，把许多优秀的古代作家的五脏六腑翻了个遍。对他们来说，这种侵害比任何人在他们坟上能做出的破坏还要严重。他们不仅限于绝禁异端邪说，任何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要么是直接下禁令，要么直接列入新的情况目录。他们最后还创制一项办法，规定所有的书籍、小册子和论文，不经两三个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就不许印行。好像圣·彼得把天堂里管印刷的钥匙也交给了他们似的。
一篇标题页上可以发现五条出版许可令，一唱一和地写在上面，好像几个秃头僧侣在互相恭维一样，而作者只能莫名其妙地站在旁边。
说英语的民族在自由方面的成绩是独步古今的。以上我把这书籍出版许可令的来龙去脉向诸位做了清楚的阐述，这种命令在任何古代的国家、政府或教会中都从未听过，我们自己远近的祖先遗给我们的法律中也都没有这种规定。以往，书籍和生灵一样，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个世界。心灵受到的扼杀并不比身孕的生育受到的多。但一本书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这种事是从未听说过的。
事实上，古往今来一切法度清明的共和国都不采用它，只有那些极端虚伪的煽动者和压迫者，才急于向它乞灵。我只要求诸位在我没有一一分析它的性质之前，应当把它当作一种危险和可疑的果实看待。
即使书中有错误，对读者也是有好处的；审查制度不允许读者自己去判断书中的错误，这是对所有人的人格矮化
“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足的能力做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物。”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
书籍就像酒和肉一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至于选择问题就随个人判断了。固然坏肉纵是使用最合卫生的烹调，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是坏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它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跟解释。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在勘误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诚的知识来说都有极大帮助。
关于我们心灵的粮食跟消化问题，上帝任人选择。这样，每一个成熟的人便都要在这样一方面使用他最高的智能，这在人的一生中是多么的重要啊！上帝把这样大的事情交给了每个成年人，让他们凭自己的品行做决定，此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法律或规定。上帝不会把人们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而是使他们自己拥有理智来做选择。
不能通过禁绝恶来达到善；对恶的观察和理解，能够获取各种理论和理解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在亚当尝那个苹果的皮上，善于恶的知识就像连在一起的一对孪生子一样，跳进世界里来。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如果善是一种隐秘的，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来不敢大胆地站在站出来跟对手见面，而是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
我们带来到世界上的不是纯洁，而是污秽。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恶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恶与诱惑堕落者所允诺的好处而抛弃了恶，那便是一种无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真诚的善。它的洁白无瑕只是外加的一层白色而已。
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的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和肯定真理，也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如此，如果我们想要探索恶和虚伪的领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读各种论文，听各种理论更安全呢？这是兼容并包的读书法的好处。
不实施审查制度有坏处？
这种阅读法的害处一般认为有三种。第一，兼容并包的读法，可能使毒素流传，但照这样说，人类关于一切世俗学术跟宗教问题的争论便应当完全取消，甚至连圣经本身也不应该存在。邪恶的风俗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完全堵塞的。我不难指出，这危害多端的书籍出版许可制应作为无用，而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立即予以撤除。如果有学问的人将首先从书籍中接受并散布邪恶与错误的说法，那么专管许可制度的人，如果不是我们认为或他们自以为比国内任何人都更可靠，更不容易受到腐蚀，别人又如何能信任他们呢？如果说一个聪明人就像一个优秀的冶金者一样，能够从一堆矿渣中提取出金子来；那这一个笨人拿着一本最好的书跟不拿书，同样是一个笨蛋。也就是说，纵使限制笨人读书，也无益于他们的愚笨，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因为要限制笨人而剥夺聪明人在增加智慧方面的任何便利。
第二，有人反对说，我们不应当让自己受到引诱。关于这种反对意见，对于所有成熟的人来说，这些书籍并不是引诱或无用之物，而是有用的药材和炼制特定特效药的材料。这些药品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像小孩或幼稚的人，他们没有技术来炼制这些药品，就应当劝告他们自行节制，但是要用强力来限制他们，则是宗教法庭中一切许可制办不到的。
为什么审查制度是一项无法达到目的的法令？Useless law
恶是无法通过审查来完全绝禁的
第三要说明的是，这种法令许可绝对达不到他自身的目的。如果采取一种严格的方法来管制书籍，就需要不需不分青红皂白地也管制一切其他同样易于腐蚀心灵的事物，否则单独在一方面下功夫是徒劳无益的，这就等于把一道门封起来防止腐蚀，而又不得不把其他的大门大大敞开一样。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业来移风易俗，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样管制其他所有快意人性的娱乐活动。除了庄严的音乐以外，我们就不能听任何其他的音乐或写或唱其他的歌曲。同时对舞蹈，也必须使表演者经过备案。任何姿态动作和风格，要不经过他们批准认为是纯洁的，就不能教给我们的青年人。如果对每一家的琵琶、提琴、吉他都加以监督，这种工作就不是二十个检察员所可以胜任的了。人们的闲谈也不能任其自流说话，内容也是必须事先经过许可。有许多教会的书籍，外面包着一个包藏祸心的书皮来发售，这又有谁来禁止呢？是不是也由那二十个许可制检查员来管呢？此外，乡村也必须派访查员去检查一下那些短笛跟三弦琴里到底演奏那些什么，甚至连民歌和每一个提琴演奏家所奏的全部乐曲也得管管。谁又来管制我们日常的狂欢夜饮呢？民众尝到沽酒买醉的酒家去闲荡，又有谁来禁止？男女青年互相交谈，是我国固有的习惯，那时候我们也必须加以管制。此外，又有谁去制定应当讨论什么、提出什么问题，而不至于超越范围呢？娱乐场所又有谁去制止？宵小之徒有谁去驱散呢？
这一切都将存在，而且必然存在。如果我们从现实世界中退到绝对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政体中去，那么对于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毫无裨益的。我们必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也就是上帝指定而无法逃避的世界中，制定清明的法律，这一点是禁止书籍的许可证制度所不能办到的。这种许可证必须会牵连到许多其他的许可制那样，我们将会变得荒唐绝伦，疲惫不堪而又束手无策。
用强力来限制恶，会让美德失去意义
如果对成年人的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跟强迫，那么美德将徒具空名，善行也无需再赞扬了，严肃、公正和节制也就没有好处了。上帝赋予亚当理智，就是要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上帝要在我们身上产生情欲，在我们周围设置享乐的事物，如果这些东西不是经过适当的调节，就能成为美德的构成成分，上帝又何以要这样做呢？如果有人要借助消除罪恶的事物来消灭罪，那么他就是个不通事理的人。像书籍这样普遍存在的东西，没办法把罪恶从其中消除。纵使你做到了这一点，罪恶也还是原封未动的存在。你虽然夺走了一个贪婪之徒的全部财务，他却还是留下了一颗宝石——因为你无法剥夺他的贪婪之心。你纵使把一切贪欲的对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闭起来，用最严格的纪律加以管理，但你却不能使原来不纯洁的人变得纯洁。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是必当极端审慎而明智，纵然我们可以用这种审查制度消除罪恶，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这样消除了多少罪恶，就会破坏同样多的美德，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上帝的至高天意是你有理由的。他一方面命令我们节制公正跟制止，但又在我们周围撒下大量令人贪恋的东西，同时又赐给我们一个漫无限制而无法满足的心灵。试问我们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忤逆上帝和自然的旨意，取消那些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我们最好能意识到允许书籍自由出版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就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而不要大量的强力来限制恶的东西。上帝对于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和完善，比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其实我们的视听言行都可以说是我们写出的书，其效果跟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么这一条法令，似乎从根本上就不能达到本身的目的。
审查人员的品质不足以担当这种任务
还有另一条理由可以说明这条法令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只需要看一看许可制检查员所应具有的品质便明白了。
作为审判者，拥有书籍生杀大权的人，那些决定书籍应不应该进入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勤恳、学识跟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危害不浅。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那么叫他不断的毫无选择的阅读那些书籍便是一桩极其枯燥而又无聊的工作，在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任何书籍不在一定的时候是看不下去的，而他们的工作却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阅读一切的书籍。像这样的工作，对于任何珍惜时间跟学术或稍微有品评能力的人，我万难相信他们能忍受得了。担任这种工作的人已经有清晰的迹象表明自己希望摆脱，而珍惜自己时间又有才干的人，似乎没有人十分愿意接替他们。只有那些希望挣一个校对的薪水的人才愿意去干，那么我们就能很容易的预测出将来的许可制检查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骄傲、专横，就是疏忽，怠惰，便是卑鄙的贪图金钱。这便是我要提出来说明为何这条法令何以达不到预期目的的理由。
审查制度是对学术的打击，对学者的侮辱
最后，我要说明这项法令，对于学术跟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跟侮辱。它不但没有明显的好处，还有十分明显的坏处。
这世间有一种是浑身铜臭的冒牌学者，另一种人则是富有自由精神跟天才的人，如果诸位不想让第二种人完全感到灰心，那就必须明了，一个学术名望不高，然而从不触犯法律的人，他们的观点跟忠诚，如果得不到信任，以至于被人认为没有人检查跟指导，就不能发表自己的思想，不加管制就会是散步毒素，那他作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就将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不快跟侮辱。
如果我们从老师的教鞭底下逃出来，又落到了出版许可制的管辖底下，不经过草率从事的检查员胡乱检查一下就不能发表，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又比一个学童能好到多少呢？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作奸犯科之名，而他自己的行为又不能自主，那么他只能认为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个傻瓜或者外来人。
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全部的聪明智慧才智。他辛勤地探讨、思索，甚至还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经过这一切之后，他才认为自己对于行将写出来的东西的了解已经不下任何以往的作家。这是他忠诚的写作，运用他的成熟的智慧得出最完美的结果。这些作品却必须送给一个终日忙碌的检察员匆匆看上一眼。这个检察员很可能是比他小很多的晚辈。在判断上远不如他；在写作上可能一无所知；纵使他可能有幸而没有被驳回，在出版时也必须像一个晚辈让自己的保护人领着一样，让检查人在他的标题后签署以保证他不是白痴。这种做法，对书籍、对作者、对学术的庄园，都是一个莫大的侮辱。
要是一个作者想象力特别丰富，在没有印刷之前可能会想到许多值得增补的东西，因此作者必须不辞劳苦地跑到检查者那边去审阅他新增的内容，他就不得不跑许多趟才能够完成出版，因而造成很大的劳力浪费。要不然作者就得放弃他最精确的思想，而把书籍以较差的水平印刷出来。这对一个辛勤的作者来说，是一种最大的烦恼跟伤心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要写书，他就必须成为一个学者，否则就不如什么也不写。但如果她所写的一切都只能有一个家长式的检查员完全按照他们的判断加以修改跟指导，那么他又如何能有威信地作为一个学者而写书呢？
国家的当政者可以做我的统治者，但不能作我的批评家
其实这些检查员所谓的判断，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狭隘的胃口。每一个敏锐的读者一看到这种迂腐不堪的批示，就会退避三舍。我最痛恨学究，我不能容忍一个学究披着检查者的外衣来接近我。检查者是谁，我并不知道，但只要看到他在这儿亲笔写下的字，我就知道他骄傲不可一世。
试问，谁能保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国家可以保证，先生。”但是我会马上说，国家的当政者可以做我的统治者，但不能作为的批评家。他们在选择检查员的时候可能发生错误，检查员在审核作家的时候也同样容易发生错误，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被批准的书，里面只不过都是一些流行的话而已。检查员的质量是不可想象而不可求的，然而他的职务跟工作却规定，他除了一般庸人能接受的东西以外，不能放过任何到其他东西。
假如一个已故的作者的作品，在生前跟死后都享有盛名，还要经过他的许可而重新复印的话，事情就更糟糕了。假设如果他在书中由于热情高涨而写下了一句言辞犀利的话，但这句话不符合检查员那低级老朽的趣味，就免不了要被他们划上一道。这位伟人的思想就会因为有一种马马虎虎的检查员害怕出事或者粗心大意而不能流传后世了。这种情形下，人们就不需要让任何人去钻研学术，大家也只需要做到人情达练就够了。这种事情对于现在的明达之士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侮辱，对于已故的贤者流传后世的著作，也是一个莫大的损害。所以在我看来，这对整个国家都是一种诬蔑跟损害。
审查制度把国家置于窒息真理的境地
英国的发明艺术和智慧，以及庄严而又卓越的见解，绝对不是一二十个检察员能所能包容无遗的。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被加以垄断。
如果把全国未触犯法律的人都包括在这一个疑神疑鬼的禁令之内，就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多大的侮辱。
一本温良恭顺的书发行之前，标题后面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挂上一个看管者的名字，就尤其感到侮辱的严重。这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种责骂。那就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当成了糊涂恶劣，没有原则和没有人格的人民看待，并认为他们在信念跟判断力方面都病入膏肓的，不由检查员亲手喂到嘴里他们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不能说这是对他们的爱顾，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明智的制度，因为在极端仇恨跟鄙视俗人的教皇统治区中，就是用这样严厉的手段来进行统治的。
我有幸跟博学之士来往，他们都认为在英国哲学理论是可以自由抒发的。别人认为我能生长在这样一个国家着实是很大的幸运，他们却不住地抱怨自己的学术陷入了一种奴役的状态，近年来除了阿谀谄媚就没有写出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如果我们又像宗教法庭那样实行许可制，那么我们自己就会胆小如鼠，而且对于他人疑神疑鬼，以至于还没明白书中的内容便感到草木皆兵，对每一本书都感到害怕。这简直不是推翻主教制，还是换了另一种主教制。在某一个时刻对未经许可的小册子变感到惊恐，过几天会对每一个秘密集会感到恐惧，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把每一个基督徒的集会当成秘密集会了。
我相信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度公正宽宏，一个教会的基础是信仰跟真正的知识，就绝对不会这样胆小如鼠的。如果诸位一定要让我们受到检查员的管制，那就会使一切学术界跟宗教界的人士感到疑虑和丧气。人民的特权会被取消，更糟糕的是学术自由又必须在古老的桎梏下发出呻吟，而这一切又是在堂堂议会中发生的。圣阿尔巴斯子爵曾说过 “惩罚一种智慧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们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到每一个想要熄灭这种这里的人的脸上。” 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信仰跟知识如我们的的身体和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真理在圣经中被化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沼。如果仅仅因为牧师对某种事情做了某种解说，或者宗教裁判法庭做了某种决定，就不由分说地相信一个事物，那么纵使他相信的是真理，这个真理也会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对待真理也没有虚伪的地方，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贤明渊博而有良心，他公开写作发表他的意见，提出他的理由，说明现在宣教的东西为什么不正确，那岂不是非常公正的事情吗？何况写作比说教更公开，既然有许多人把为真理而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像这样公开写作就更容易驳斥了，如果这些人疏忽了没有驳斥，那也只能怪自己他们的懒惰和无能。这个许可制的阴谋给我们带来难以置信的损失，还有许多没有提出来。它比海上的一个堵塞了我们港口的敌人更厉害，因为它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
审查制度压制人民，使其习惯于自我审查，逐渐走向堕落和腐化。
英国的上下议员们，请你们想想是你们所处和你们管辖的民族究竟是什么民族。这不是一个迟钝愚笨的民族，而是一个敏捷聪慧、眼光犀利的民族。他们勇于创造精通辩论，其程度绝不下于全人类的禀赋可能达到的最高度。我国学术研究的历史已经是如此的悠久而杰出。请看这个广大的城市、这个避难所、这个自由之家，周围都有上帝的保护。我们没有那么多武器铸造厂，却有执笔为文和善于思索的人。我们虽然不能制造盔甲跟枪矛来武装正义，却能够彻夜守伴孤灯；沉思、探讨、创立出新的观念作为献礼，忠诚而崇敬地送给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对于这样一个服从真理而喜好追求真理的民族，还能要求什么呢？
哪里有学习的要求，哪儿就必然有争论。善良的人们的意见就是正在形成的知识。由于人们这样荒唐的害怕，我们才贻误了上帝在这个城中激发起的追求知识与领悟的热情。某些人感到可悲的事，我们应当感到高兴就好。像我们给上帝建造圣殿时，有一些人在采石材，另一些人把石材开凿，还有一些人砍树，而这批没有理智的人却跑来说在上帝的圣殿盖好以前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么多派别的人分别在采石场跟伐木场里工作。
当人们情绪高涨，不但能保卫自己的自由跟安全，还有余力参加最神圣最纯真的问题的讨论和提出新的意见时，这就说明我们没有退化进入致命的腐化堕落的深渊，这也说明我们走上光辉的真理，跟蒸蒸日上的美德的道路注定要在未来的时代中变得伟大和光荣，难道要加以压制吗？
上议员和下议员们，你们自己应用而指挥如意的谋划给我们带来了这种自由啊，这种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开端。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究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想我无需发表己见了。
虽然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可以随便的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如果我们怀疑她的力量而实施许可制跟审查，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有谁看得见真理在交手时吃过败仗呢？他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可靠的压制。谁都知道除开全能的主以外就要数真理最强了，她根本不需要许可制来取得胜利。如果把它捆起来，他就不会再说真话，而只说顺情的话。我恐怕这种外表一致的枷锁已经在我们的脖子上留下了奴隶的烙印。繁文缛节，还在纠缠着我们的心灵。我们很快会在陷入一种强暴的信奉国教的呆滞状态。
当先贤们告诉我们日夜辛勤地向探寻宝藏一样去寻求智慧，竟然有人跳出来命令我们除开法律所规定的以外，什么也不许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阴谋啊？
假如大家不可能全都一条心，那么让许多人都可以得到宽容，而不是所有人都受到压迫，无疑是更健康、更谨慎、更符合基督精神的。如果我们竟然采用审查制度，那么非常可能是查禁了真理本身，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偏见跟流俗所蒙蔽，一看到真理是很可能认为她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不受人欢迎。这就是真理远离我们的主要原因。这条法律除了压制人以外，没有其他用处。
一个好政府跟一个坏政府同样容易发生错误。试问哪一个官员能保证不听错消息？尤其当出版自由被少数人操控时，就更容易如此了。尊敬的上议员和下议员如果能迅速纠正这个错误，如果处在最高地位的人能对一个人的平易的忠谏比其他人对他的一笔大贿赂更受重视，这就是最符合诸位的高尚美德的行为。只有最伟大跟最鲜明的人才具有这种美德。